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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发酵多日，至今无从知晓哈尔滨北岸渔村饭店卖的鳇鱼是不是黑龙江里野化环境中长大的真鳇鱼，这种信息不对称才是商家涉嫌价格欺诈的核心问题，再就是给鱼称重时是否做到准确无误。
在一个不讲诚信的市场中，价格欺诈是牟取暴利的常用手段。一般来说，食品卫生部门不会鉴定饭店售卖的食材是否是真鳇鱼，但饭店显然是按照黑龙江产真鳇鱼标准标的价格，并且进行宣传。对于偶尔来一次哈尔滨的南方游客，并不熟悉真鳇鱼与其他杂交的池塘鳇鱼的口感和观感区别，坐在餐桌前一般也不会有条件自己再给鱼肉称重。
但是，鳇鱼是真是假，称重准还是不准背后利润差别极大。不论管理部门还是消费者都把信任留给了饭店。他们都有一个预设：市场竞争会导致优胜劣汰，能够长期经营和有着相当规模的饭店不会有欺诈。但他们忘了，那些具有垄断色彩的饭店，或者说有非市场化渠道，如通过高额回扣绑定旅行社或出租车公司输送顾客的饭店本身就是市场秩序的破坏者，可以独身于市场规律之外。
假如这家饭店卖的是真正黑龙江鳇鱼，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其进货渠道、时间，甚至价格，以解除公众的疑惑，但遗憾的是店家至今没有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为自己解套。
至于买卖双方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鱼肉的称重问题，应该可以通过检测称重器具的准确性提供一个侧面的佐证。遗憾的是，那些奔赴鱼市调查的众多记者中没有一人在其停业整顿前的七天里以食客的角色自己称一下买下的鱼肉，与店家的称重数据进行比较。
这次价格纠纷的剧情能够数次翻转就是因为这两个关键问题始终没有答案。退一步讲，抛开假发票和经营许可证过期的问题，如果店家卖的是真野生鳇鱼，称重也是准确的，而且做到了明码标价，没有强买强卖，那么消费者为自己选择和饭菜买单无可厚非。
黑龙江鳇鱼在饭店里到底多少钱一斤，商家有权自主定价，高了卖不出，低了划不来。商品价格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就如同机票酒店在淡旺季的浮动一样天价鱼，有时差价达到数倍。况且，这家饭店除了“天价鱼”，还有很多其他家常菜，平均每人几十元吃一顿饭的消费并不夸张。
此事之所以引人关注，不是因为饭店，而是因为遇到价格纠纷时，工商、价格、食品、税务和公安等部门所能做的都十分有限。这家饭店周三下午停业接受调查。从年初二发生纠纷算起，当地主管部门等了七天才启动实质性的调查，这还是在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的反应速度。拖延执法给社会带来一种整体的“无助感”。
其实，市场规律和诚信法则是维护经营秩序的根本，而法律规定的作用在于威慑，而非惩戒。如果与消费、食品、价格和公共秩序有关的问题最终总要追究到监管部门，那说明市场规律和诚信法则在这个市场中是失灵的。
这样的市场运行成本非常高。这也就是为什么路边的店面总是在不断更换，消费者维权事件层出不穷。经营主体更加关注短期利润，忽视长期受益和社会效益。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中，买卖双方缺乏互信，很难诞生百年老店，倒是可以经常出现个别“暴发户”商家。
消费市场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有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商家违法成本极高。严格的法律和高效的执法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商家头上。相反，中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尽管几经修改，但还有很多明显的不足，且执法松散。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商家违法成本低，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时甚至成了不法商家有恃无恐的保护法。
消费决策有几个重要影响因素，首先是商品或服务的性价比，其次是购物体验，再就是消费环境。中国人去年在海外消费了1.2万亿，买走了全世界46%的奢侈品。这就是在用脚投票。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些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国家和地区在70年代到90年代都曾先后经历海外消费热，但这一热潮的逐渐消退伴随了其本地消费品质量、创新和设计的进步，以及消费环境的改善。
目前中国大陆正处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制造业加大研发，追求创新，但是消费环境的改善却不明显。最近几次消费维权事件中，旅游旺季外地来的消费者更像是被“坐地户”商家盘剥的对象，买方不信任卖方，卖方有强烈的投机冲动。在这样的消费环境中，消费体验不会好。
另一个直接影响国内消费环境的因素是税费、物流成本、人力成本和房租过高，这些成本在商品价格结构中所占比例太高，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和研发投入。造成商品流通和销售环节层层加价。比如，中国成品油油价中税费比重占四成多，因此企业为了维持基本的生产成本，降价空间有限。
换句话说，如果税负和相关成本能够适度下调，那么就会促进消费回流和刺激消费意愿，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形成积极的正向循环，政府收益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是一种多赢的局面。
消费环境不佳表面原因是监管失职，其实是整个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表征。解剖消费者花出去的每一分钱，看看它分别流向了哪里，各方又是否为其所得的那一份做出相应的回报，就能找到影响中国人消费意愿的症结。
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多年增长天价鱼，社会消费潜力巨大，这些应该是中国发展的果实，也是下一步发展的引擎。但如果这些果实和动力源源不断地落在了别国的院子里，或者助推了他国的经济复苏，同时国内消费品和制造业又积累了大量的库存和过剩产能，那么政府是否应该抓紧考虑多用用“工具箱”里不同的工具，下活这一盘棋？
那个计划经济时代，餐馆大都是国营的，食客花的钱大部分用在了食物本身，因此“打牙祭”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厨师和服务员的工资，房租及燃料费用都在国家统筹统分的大盘子里，由不同的单位拆补腾挪。但那是一种缺少创新和附加值的制度模式。爷爷解馋吃饺子，孙子解馋的目标还是饺子，而且可能在同一家餐馆。难怪，“天天能吃饺子”是莫言写作的最初动力。反讽的是，他最终在新时代释放了积累已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凭借与“计划”格格不入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相比之下，我们应该欣喜地拥抱这个新时代，但需要摆脱老思路，拿出新办法。市场里其实没有“天价”，如果它不只是标的物本身的价值，那么就是各种成本叠加的总和。某种意义上，大年初二那天，哈尔滨北岸渔村饭店的铁锅里炖的可能不是真正的黑龙江鳇鱼，但却是黑龙江经济“原生态”的真实产物，名字就叫“天价鱼”。如果信任标上了天价，每一条鱼都可能成为“天价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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