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谢萌在西宁，赤角发布会现场。
电影节是一个有着西方艺术评论系统的游戏。从海外首映开始，走电影节，到院线发行，还有VOD（视频点播），DVD，电视台……将中国电影卖到全世界，海外发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今年7月，我在西宁的First青年影展采访，大部分青年导演渴望通过电影节和海外发行帮助电影在国内的发行。我很好奇，中国电影如何卖到国外，国外又喜欢什么样的中国电影。谢萌是一名海外发行商，主要发行艺术电影海外电影，他发行的作品包括《大象席地而坐》、《轻松+愉快》、《北方一片苍茫》等等，他也做国际制片，联合出品了泰国导演阿彼察邦、新加坡导演陈哲艺等人的新片。我找他聊了聊如何把中国的艺术电影卖到国外。
以下是谢萌的口述。
2017年10月，谢萌在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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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的第一个剧情片剧组是田壮壮导演的《狼灾记》，那是2008年夏天，我还在纽约学电影。
回国后我拍了一阵纪录片，全国各地跑。2009年，我希望生活稳定点，于是进了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尤伦斯有一个139座的报告厅，可以作为影院使用，想找人来做放映，当时北京这样的空间不多，我很感兴趣，想把好的电影介绍给大家。那时起，我在尤伦斯工作了五年。
2013年，万达想在青岛办电影节。这个项目叫东方影都，是万达在青岛的文化地产项目，有点像东方好莱坞，开始计划是建立30个电影摄影棚，有剧院、酒店和住宅公寓的人工岛，要做中国最厉害的电影节。万达正在扩张海外投资业务，项目启动那天，请来了好莱坞最有名的明星。通过朋友介绍，我进入电影节的策划团队，算是一个高级选片人，后来万达的海外投资收缩，电影节一直没有拿到资质，没法做下去。我发现我把电影节策展人作为我的职业化道路，走不通了。
我离开尤伦斯时还没有那么多年轻的创作者，创作的氛围、体系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有很多独立的制作，南京有中国独立影像展，宋庄有北京独立影像展，很多地下的创作还在发生，我在尤伦斯的时候，经常会放映所谓地下独立导演的作品。但2014年开始有了变化，一些创作者从地下来到地上，更多的人开始拍可以通过审查的作品。
伴随着电影市场的活跃和年轻作者的出现，那几年也是First影展高速发展的拐点，2017年，First青年电影展邀请我做电影节的复审评委，那是我第一次来到First。
市场已经发生变化，我看到很多年轻作者开始做走电影节、有自己艺术表达的电影，这些电影最后的命运多半是在电影节首映，需要电影节和海外的成绩帮助国内的发行。与此同时，做海外发行的公司很少，没有一家完全中国本土的公司。
我认识了王子剑，他创立的黑鳍公司出品过《路边野餐》、《清水里的刀子》，《轻松+愉快》等作品，这些作品需要电影节的成绩，当时也和海外的销售公司合作。我开始有了做海外发行的想法，他也加入进来。
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做得更好，可能因为我俩都比较理想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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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发行系统是一个欧洲系统，它的产生是因为欧洲的制片体系需要电影节和海外区域的发行，为欧洲的文化进行推广和传播，而不是建立在回收和盈利的模式上。欧洲大部分影片的制片模式是政府资金，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是电影节作品，讲作者，讲文化属性，所以需要发行公司拓展这部分的价值。
另一方面，对于欧洲作者，尤其是知名作者，海外发行是制片重要的环节，销售公司会提前预售导演的作品，用预售的钱支持电影制作，但这个模式在中国的系统很难成立，在美国也不成立。
中国有点不一样，只有极少的影片可以达成海外发行的可能性，不像美国片，因为明星和语言，有足够的传播基础。另外，大多数中国电影的制作没有政府资金，完全是私人的资金，而且本土的市场足够大，可以吸纳和消化成本，海外不是必要的需求——我们不靠海外融资，海外传播文化也不是刚需。
美国和法国是体量和宽容度比较大的两个市场。我拿四部中国影片在美国市场的数据为例，来看不同类型的中国影片在海外销售的情况。这四部影片是贾樟柯的《天注定》、毕赣的《路边野餐》、周星驰的《美人鱼》、郭帆的《流浪地球》。
《天注定》在北美票房的成绩是十五万美金左右，《路边野餐》是三万多美金，《美人鱼》是三百多万美金，《流浪地球》将近六百万美金。
贾樟柯很早就和法国的MK2这样规模很大的销售和制片公司合作了，是比较成熟的海外发行系统，发行公司可以在创作阶段帮助他做法国的预售。在美国，一家叫Kino Lorber
的老牌发行公司做贾樟柯的发行。《路边野餐》是一部独立的作品，在洛迦诺电影节首映，受到很大的关注，仍然在相对独立的系统里边，它的美国发行商叫Grasshopper，是一家非常小的发行商。
《美人鱼》是索尼做的北美发行，哪怕它是喜剧，周星驰有固定的粉丝，因为它是外语片，在美国，仍然算小众片，没有办法达到几千块银幕同时放映的体量，它不属于商业发行。
《流浪地球》的发行商是华人文化，海外和国内做同步放映，针对的影院是华人社群地区，这种发行渠道一般选择商业价值比较高的片子。国内的宣发同步传递到海外。这样大体量的影片，在宣发之前，发行可能就和片方达成了合作，保证同步放映。因为不同步的话，一旦出现盗版和网络资源，它就失去了最大的市场价值。六百万美金对中国市场的体量来讲不是有指标性的数字，你不能把它作为主要的回收渠道，你的目标还是本土市场高达几十亿的票房。
即使在美国，中国电影能得到的商业回报和国内市场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
艺术电影的海外发行要靠电影节来推动，它靠影评、电影节、奖项来支撑，更注重导演的品牌。因此，一部电影在全球的首映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从时间开始数，年初1月份有美国的圣丹斯海外电影，1月底是鹿特丹电影节，很推崇独立和年轻导演的作品。2月是柏林电影节。
5月份是戛纳电影节，其实任何电影都可以在戛纳的市场进行交易，哪怕没有入围，你也可以交易，它是一个纯粹的电影市场。甚至在家庭录像带出现之前，戛纳还有成人影片的交易。
之后是捷克的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一个老牌的东欧影展，之前和中国的关系很好，1988年《芙蓉镇》在那儿拿过大奖，捷克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之后，很少再有中国作品入围。今年翟义祥导演的《马赛克少女》在卡罗维发利举行世界首映，是多年后再度有中国影片参与他们的竞赛。
8月先是瑞士的洛迦诺电影节，熟悉艺术电影和关心年轻作者的观众比较熟悉，毕赣的《路边野餐》，仇晟的《郊区的鸟》都参加了它的新导演单元。洛迦诺的特点是不考虑明星，不考虑政治话题，推崇表达的先锋性，对电影语言的突破和原创精神，很多导演从洛迦诺起步，比如洪尚秀、拉夫·迪亚兹，王兵都在洛迦诺拿了金豹奖。
然后是威尼斯，在马克.穆勒当主席的那段时间，威尼斯和中国的关系很紧密，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在威尼斯拿到了金狮奖。但威尼斯一直以来是电影展映的平台，没有市场，近两年开始慢慢地做电影市场，仍然没有发展得很成熟。
威尼斯之后是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多伦多对北美市场非常重要，多伦多的口味包容度比较大，也形成了成熟的电影交易市场也很成熟，可以在秋季进行交易。接下来是西班牙的圣巴塞斯蒂安电影节，是西班牙语区最重要的影展。
10月就到了亚洲的釜山和东京电影节，东京是更老牌的亚洲影展，但是韩国电影工业的崛起，使得釜山变成重要的推荐亚洲电影的平台，釜山很有意识地处理亚洲这个关键词，会针对中亚、东南亚、甚至特定国别组织电影节目，很多欧洲影评人、发行商在釜山挖掘亚洲电影。
一部电影想要在海外有发行的可能，这些指标性的影展是首映的优先选择。电影的评论和曝光，吸引发行商的关注，对导演的认可，都是通过电影节的放映来完成的。
有趣的是，《北方一片苍茫》一开始是在First被发现，一个没有任何学院背景和科班训练的导演创作出的作品又在鹿特丹拿了最大奖。张大磊的《八月》在First首映，之后在东京电影节亮相，在台湾拿了最佳影片。往更早看，第五代导演能走上国际舞台，也得益于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工作。
艺术作者的挖掘需要本地的推荐和支持。一些未知的新的作者很难一下子跑到世界最大的舞台，一个作者如何在国内首先被发现？我觉得华语区的影展有这样的使命。
《流浪地球》电影海报
《路边野餐》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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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早尝试做海外发行是从耿军导演的《轻松+愉快》开始的。这部电影有很好的契机，它入围了2017年的美国圣丹斯国际电影节。之前中国的电影和欧洲公司进行海外合作，我想，是不是可以我们自己来做这件事？
2016年，圣丹斯的艺术总监和我说他9月份回来北京，问我能不能推荐一些电影给他看，我说好，其中就包括《轻松+愉快》。艺术总监看完后非常喜欢，到了11月份，他邀请耿军参加电影节的国际竞赛。
圣丹斯和First很像，它对北美的独立电影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它更注重电影在商业和艺术上的平衡，很多导演都是从圣丹斯起步的，比如昆汀·塔伦蒂诺、史蒂文·索德伯格、科恩兄弟、理查德·林克莱特。我们把圣丹斯作为海外发行的第一站，希望可以在圣丹斯把北美的版权卖出去。
但是，圣丹斯的世界电影单元没有欧洲三大电影节那么有影响力，人们更关注美国本土的作者，世界竞赛单元的行业关注度比较低，推广和公关变得很重要。国外的公关和国内的公关概念不一样，国外没有红包影评人，网站刷分，媒体喜欢你的作品才会写，评论完全独立，但是电影节有200部电影，一个媒体能写20部就很多了，怎么让他来关注你的电影呢？需要公关的工作，提前沟通，邀请看片，前期投放宣传物料，比如预告片，海报，剧照。越大的影展媒体宣传就越重要，在戛纳，全世界的媒体都会去，基本每部影片都有自己的公关。
我们找了原来在纽约林肯中心做公关的人来帮我们在圣丹斯做公关。在圣丹斯，我们有了很多采访、评论和拍摄。影展结束不久就吸引了发行商，很快卖出版权。最后这部片子走了五十多个电影节，欧洲首映是捷克的卡罗维发利，去了波兰、印度……在台湾获得四项提名，卖到五六十个国家和地区。
有了这次经验，我就琢磨弄个公司，2017年，我成立了海外发行公司“赤角”。首先我是个影迷，做了很多年策展工作，了解世界电影、艺术电影和电影节系统，同时我又是电影人，做制片，自己也拍过电影，知道这份工作对制片人和导演的价值，也知道海外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电影。
2018年年初，我做了《北方一片苍茫》，（也叫《小寡妇成仙记》），在第十一届First青年影展拿到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片。我是那一届的复审评委，当时抱有的信念和期待确实是希望能发现生猛的，不知从何而来的新力量，当我看到这部电影，我突然找到了。
First之后，我和导演蔡成杰开始讨论怎么样让电影进入海外市场。2018年，这部电影在鹿特丹主竞赛拿了金虎奖。鹿特丹电影节很支持独立导演，特别是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独立电影的创作，何建军、娄烨、王小帅、张元的早期作品，都是从这个平台上出来的。鹿特丹还有类似世界电影的基金，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创作。《北方一片苍茫》特别适合鹿特丹，结果证明我们的判断是准确的。
在鹿特丹竞赛首映之前，我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是字幕，我们找了熟悉中国语境的选片人重新制作英文字幕。现在中国电影90%以上的英文字幕不太合格，大部分请朋友或者通过软件翻译。字幕翻译是电影在海外的第二次生命，贾樟柯、侯孝贤的字幕是由有经验的常年关注他们作品的影评人来翻译的。今年《寄生虫》的字幕翻译者是一个长期生活在韩国、研究韩国的美国学者，电影在戛纳首映之后，他突然受到特别大的关注，大家认为他的字幕为这部电影的海外传播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二，我们对电影的英文名做了修改，原来电影的英文名叫《Shaman》（《萨满》），如果去Google搜索，有几万条类似的条目，电影却很难被找到，不具备代表性，也没有故事性。我们想了很久，改成《The Widowed Witch》（《寡妇巫师》），内容上也契合主人公的命运。
第三，制作国际海报和预告片。中国的预告片喜欢彩蛋，这部电影充满了黑色幽默和讽刺，中国团队制作的预告片把其中一个讽刺桥段放在最后，作为彩蛋，我们决定国际版不使用彩蛋，那个笑点太本土了。
随后，我们又做了《大象席地而坐》的海外发行。影片的版权最后交给了胡波的父母，他们请First影展帮忙处理影片的发行。其实在前一年的夏天，胡波已经把作品拿出来，给行业的朋友们看了。看完后，我觉得这是一部重要的导演处女作，它有成熟和完整的电影语言，很难得，但当时的情况，没有办法一起工作。当First影展的高一天找到我，我即刻答应，无论从作品质量还是个人情感，都觉得责无旁贷。《大象席地而坐》入围柏林电影节，也拿了奖，我一点不意外，就我的判断，这部电影在电影节会有很好的成绩。
论坛单元很适合这部电影的首映，论坛一直推崇电影语言的创新和电影的原创精神。贾樟柯的《小武》也在这个单元做的世界首映。但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么大的反响。从海外发行的角度，四个小时的处女作长片、不知名导演，对普通观众是很大的挑战。发行商建立大众对导演的认知，建立导演品牌，要花很大的功夫，除了评论界的支持，找到每个区域信任作品，愿意为它投入的发行商，也很困难。
在柏林放映后，第一个确认的发行地区是法国。感谢戛纳电影节的一位东亚影评顾问，皮埃尔·里斯安（Pierre Rissient），他是东亚电影在戛纳重要的推手，陈凯歌、胡金铨等导演在戛纳的首次亮相都通过他推荐。柏林电影节之前，我和他在巴黎见了面，他提前看到了这部影片，非常喜欢，他身体不好，住在医院，特意邀请我去和他聊一聊，在谈话过程中，当着我的面，他给认为会支持这部电影的发行商打电话，说到了柏林，你们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
柏林之后，欧洲、北美、南美等陆续有了发行的意向。
去年，李沧东在多伦多电影节做评委，我们邀请李沧东看这部电影，他非常喜爱，为影片写了推荐语。今年1月，《大象》在法国做了发行，首映在巴黎市中心电影院最大的一个厅，贝拉.塔尔和胡波有师承关系，他出席了法国首映，向大家推荐这部电影。3月，在北美上映，首映在纽约林肯中心，章宇来到纽约，和观众做交流，所有的反馈都很热烈。
亚洲地区发行的主要推动力在台湾，侯孝贤导演特意要求看这部影片，并不断地推荐这部作品。这一年多，我感觉《大象》已经放映了超过一百个电影节，陆续在二十多个地区发行，包括希腊、墨西哥、波兰，这种可能几年不会出现一部华语片的市场，发行商、电影节的朋友、导演、媒体，大家都尽全力支持，形成一种家人式的关系。
这部电影在发行上的成功，首先是大家对电影艺术价值的认可。我们做初期的电影节推荐时，给一些选片人看，没有讲发生在导演身上的任何故事，已经收到了热烈的反馈。虽然《大象》形成的不仅仅是电影创作上的讨论，但很多人都直接向我表达，是因为这部作品真的好，而不是作品以外的其他原因。
《轻松+愉快》电影海报
《大象席地而坐》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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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新导演，我也会做经典电影的海外发行。《盗马贼》4K修复版入围了今年戛纳的经典单元。我经常跑影展，一些电影节有经典单元，甚至有的影展专门做经典电影，戛纳的艺术总监福茂是里昂卢米埃尔电影博物馆的负责人，每年10月，里昂会做一个关于经典影片的电影节，他们还有平行的电影市场，专门交易经典影片。
中国的经典影片获得海外关注和交易的渠道很少，我知道中国电影资料馆每年都在做电影修复工作，是不是可以从《盗马贼》开始试一试呢？
和资料馆沟通后，我们决定把《盗马贼》送到戛纳的经典修复单元。选片人一开始和我说，每年有大约两三百部来自世界各国的影片投报，能否入围不太好讲，说他们可能更关注“更老”的电影，经典需要时间来印证，《盗马贼》是1986年的作品，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六十年代之前的电影。但到4月份，得知《盗马贼》入选了。
我当然是觉得它够资格入选的。不管从修复质量、艺术代表性、影史的地位，《盗马贼》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品。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作，当年它在海外也发得很好，马丁西科塞斯非常欣赏这部影片，把它列为90年代世界最佳影片的头一位。我和当年发《盗马贼》的北美发行商见过面。谈起这部电影，她表情骄傲地从她的收藏里拿出一张镭射光碟。
这次修复版本独特的地方在于，为了还原导演创作的初衷，电影资料馆从法国找回了当年藏语的音轨，是藏语版本的4K修复，对导演的意义非常大。《盗马贼》在戛纳的首映很成功，田壮壮导演特意写了一封信，阐述这部电影与戛纳的故事，我才知道，1985年拍摄这部电影中期，为了让拍摄用的草甸生长，停拍了一段时间。期间，他突然接到通知，和张艺谋、凌子风、阙文，四位导演参加戛纳电影节。连正装都是临时借的。在戛纳，他看了五六十部电影，看到世界各国导演最新的创作，留给他很深的印象。从戛纳回来后，他继续拍摄《盗马贼》。
那是他第一次参加戛纳电影节，也是唯一的一次。经过三十多年，这部电影再次回到戛纳，对田壮壮导演来讲，也是一次有趣的经历。我们和戛纳经典单元的负责人讲了这个故事，他们把国际版的《盗马贼》海报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
2019年5月，戛纳，谢萌与田壮壮导演在《盗马贼》4K修复版首映前
2008年7月，谢萌在新疆《狼灾记》拍摄现场
《盗马贼》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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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行商，决定合作哪部影片，最基本的条件是大家对电影价值判断的一致。这份工作很耗费时间和精力，我们在巴黎有一个专门负责电影节推广的同事，很多影响力小的影片，它首映的电影节比较小，甚至没有拿奖，再去其他影展，她要做大量推荐工作，要主动写信，介绍影片，和选片人讨论影片的价值。
影片的质量由我们来判断，或许不一定准确，经过常年的观看，至少我推荐的影片必须是我认可和喜欢的，我认为有价值传播和被发现的。同时，在电影节和海外发行的系统里，它是成立的。有的电影不是不好，它的文本和表达方式更适合国内市场。
电影节是一个有着西方艺术评论系统的游戏，它一定会带有西方系统的问题，西方怎么看第三世界国家的影片，怎么看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人，他们有他们的语境。戛纳对电影的艺术指标很高，但你会发现它的规律，它优先设置的议题，比如，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可能认为是社会批判的，它可能不太希望看到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电影展现中产阶级的情感。这和媒体报道、日常阅读，他影像系统的养成经验都有关系，他们会带有一定偏见和预设。当我们在判断什么样的电影可以在海外发行，多少也会带有这样的色彩。
从另一个角度看，我的工作有很大的价值，就是和西方进行更深入的沟通，让西方人明白中国电影。语境要一点一点变化。松太加导演的《拉姆与嘎贝》是我正在推广的一部作品。对于海外市场，松太加是个没有被深入了解的作者，但他已经不是一名新导演。我不止一次和选片人进行深入的讨论，讨论藏语电影，松太加和其他藏族创作者的区别，他影片中表达的当代西藏是什么？他用什么方式表达这些话题？这是我为这部影片工作时特别重要的事情。
海外发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从海外首映开始，走电影节，有发行商感兴趣，到院线发行，还有VOD（视频点播），DVD，电视台，教育市场，扣除宣发成本和保底金，再回到海外代理公司，再给制片方回款。通常在一年以上，两三年，甚至更长。例如，毕赣《地球最后的夜晚》在戛纳首映后，它的影响力比《路边野餐》扩大了很多倍，发行商可能回头再买《路边野餐》，重新做院线发行，之前出过的《路边野餐》DVD，销量也会增加，这是个长期的回收过程。
海外发行最大的价值在导演本身，特别是中国电影，只有极少的作者能拥有比较大的海外票房。对于年轻作者，我们通过海外发行，建立作者品牌，让国际市场关注有才华的作者，可能这是最重要的。
《拉姆与嘎贝》电影海报
2011年，北京，谢萌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艺术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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