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论坛》2019年第3期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书写：
《村寨里的纸文明：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评析
苏 欢
《村寨里的纸文明：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是“十一五”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的成果图书，图书汇集了28个少数民族传统剪纸的调研报告。
造纸术的发明和传播推动了艺术的发展，推动了东方文化向西方传播，今天的纸文明存在于哪里，如何存在？作为民间美术的民间剪纸如何从艺术本体出发进行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研究如何在方法上寻求突破？这些问题，《村寨里的纸文明》可以给我们一种答案。
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的背景与转型
20世纪初的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被引入我国，“民族”观念进入学者视野。以鸟居龙藏（日本）、巴克（法国）、Oost，P.Joseph VAN（比利时）为代表的外国学者率先在我国少数民族进行田野调查，记录了民族服饰、民族音乐等民间艺术资料。五四运动至抗日战胜爆发前期，学者们对民间艺术的采集为少数民族艺术研究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时期，艺术成为救亡图存的武器，艺术家深入乡村寻找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加之很多高校的南迁和人文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西南少数民族艺术受到重视，文学、音乐、舞蹈研究得以细化。岑家梧从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角度肯定了少数民族艺术的价值，并在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方法的本土化实践上进行探索，对民族艺术、民间艺术的研究贡献巨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指引下，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文化遗产”的概念出现。诗歌、舞蹈、音乐、美术等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经历了战后的慌乱，重新被发掘、整理。1956年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是建国以来首次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会议。会议提出，要对少数民族民间艺人妥善安排，使他们更好地传授技艺、发展民族艺术；对于文化艺术遗产要有组织地发掘整理，通过搜集、出版、组织传授等方式积极抢救即将失传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可以说，这是我国较早实施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抢救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三十年，民族艺术工作者基本能够肯定民族艺术的文化遗产价值，并配合初步调查进行起步研究。调查的最主要任务是记录、收集民族民间艺术；研究则是根据调查内容进行整理、分类，分析作品的形式、风格，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抗日战争时期民间艺术采风的传统。例如，中国音乐学院少数民族研究室在1955-1963年期间收集、整理了内蒙古、新疆、云南等地的民间音乐，包括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贵州侗族大歌、哈萨克族东不拉器乐曲等；内蒙古自治区在1962-1963年对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的舞蹈、民歌、民间美术遗产（包括地毯、建筑图案、服装鞋帽、刺绣、日用器皿等）做了调查和收集；各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也涉及对民间风俗、民间美术、民间艺术等文化遗产的调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化工作全面复兴，给予民族传统习俗以充分肯定和尊重。1980年，文化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发布《关于做好当前民族文化工作的意见》，工作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抓好民族文化遗产的搜集整理和民族文艺理论研究工作”。八十年代初，国家层面意识到民间艺术消亡的速度，赶在老艺人离世前“争分夺秒”地搜集、整理口头传承的民间艺术。
国家对少数民族民间艺术的重视，加之八十年代“民间艺术热”的浪潮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调查工作。二十世纪的最后20年里，民间艺术类书籍出版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既有单一民族单一艺术类型的专题调研，也有某一艺术类型的多民族汇总。以少数民族为专题的民间美术类书籍多为西南地区的民间手工艺。八、九十年代调研的对象如今已高龄或离世，这一批书籍留下的珍贵一手资料，对于我们了解三十年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部启动的《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项目，对中国浩如烟海的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了普查、挖掘和抢救，按行政区划立卷，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10 卷，反应了五十六个民族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概貌。遗憾的是，《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没有包含民间美术类型的相关内容。
进入新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我国普及，曾经被冠以“民间文学”“民间艺术”“传统文化”的文学、艺术、习俗以“非遗”的身份进入人们视野。文化部公布的四批国家非遗名录共计1372项，其中少数民族非遗477项，占总数的34.77%，是我国非遗大家族的重要成员。我国被教科文组织列入非遗代表作名录的39项（含《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化遗产名录》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非遗中，有的是某一少数民族特有的非遗，例如维吾尔族的木卡姆艺术、柯尔克孜族口传史诗玛纳斯、蒙古族长调民歌等；还有些是多民族共享的非遗，例如剪纸、花儿、端午节习俗、中国传统木构营造技艺等。人们通常将剪纸视为汉族的非遗项目，而忽略其作为多民族共享非遗资源的性质。回顾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研究，能够对某一非遗类型进行三十多个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这在学术史上是少有的，却是有必要的：中国民间剪纸是中华民族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古代纸文明形态的活态传承。中国民间剪纸作为具有普遍性和文化多样性的民族艺术传统，蕴含着丰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尤其是少数民族剪纸，更具有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村寨里的纸文明》突破“汉族剪纸独占一方”的研究格局，将剪纸置于纸文明的历史背景中，用一种文化遗产类型串联起中国大部分民族和土地，借助剪纸讲述今天中国乡村的文化故事。《村寨里的纸文明》作为有广度且带有研究性质的田野调查，在剪纸研究、民间美术研究甚至非遗领域做出了从无到有的突破。
方法论实践：村社活态文化研究方法
学科的发展必然会从幼苗起始，逐渐走向枝繁叶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文艺大众化时期的艺术家采风，如同民间艺术研究的年幼期，那时人们在乡野调查中采集歌谣、收集民间美术品、记录民间音乐简谱，关注的是“民间美术是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间美术收集还在继续，录影设备的跟进使民间艺术的图像、录音可被反复观看、收听，加之时代的需求，研究者基于对已有资源的整合，进入对艺术风格的探究。二十世纪末，滕风谦的《民间剪纸传统主题纹样与物候历法》、靳之林的《生命之树》《抓髻娃娃》《绵绵瓜瓞》等论文和著作，开始借助文献索引、图像比较、历史考古等方法寻找民间美术纹样与文化的关联，引导民间美术进入文化研究的层面。
2014年，乔晓光教授在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考察时，采访佛堂佛爷。
迈入新世纪，恰逢 “非遗时代”到来，艺术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参与为非遗研究带来了新机遇。非遗的概念进入我国以后，曾经的“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文学”拥有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名字，“非遗”带来的不仅是名字的转换，也带来研究领域的转型。相对于八九十年代侧重的形式和风格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特征开始被人们认识，因此，研究者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非遗在生活中被人们使用的状态上。作者在原有方法的基础上，大胆加入田野调查方法，将历史文献与活态事实结合，提出“活态文化”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挖掘民间美术的深刻内涵。作者在书中给出了对活态文化的理解，“活态文化”既是一个文化概念，也是一种研究方法：
云南澜沧布朗族赕佛场面，人们手中所拿的经幡、花树由剪纸制成。
活态文化强调以生活事实调查为主体，以文化传承人、地方知识及生活经验解释为活的文本。在村社习俗活动事实的调查中，以参与式动态跟踪和口述调查结合的方法，发掘文化活的形式（仪式）及其过程，发掘传承人及生活当事人对事实的经验解释，注重“文化空间”中核心信仰主题的地方性知识调查。
此时，作者关注的不仅仅是民间美术产生的物质结果，而是民间美术产生的过程和在时空中的存在状态，是民间美术与历史、民俗、社会发生的综合作用。文化遗产的学术视野加上纸文明的文化背景，二者联手将剪纸抬上新高度，活态文化研究方法也在实践中被历练。民间美术等相关学科的建设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的基础，作者以剪纸为例进行的民间美术研究方法探索，不仅在民间美术研究的百年学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实践意义，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参考。
苗族妇女在集市上购买刺绣用的剪纸图样
《村寨里的纸文明》每个民族选取一个或几个有代表性的村落为调查样本，通过田野调查收集传统剪纸在村社文化环境中的基本纹样、存在方式、使用方法与使用传统；以人类学的视角跟踪记录少数民族剪纸的形态及其依存的文化环境、仪式活动，以社会学视角呈现少数民族剪纸传统的存在现状，极大突破了民间美术研究领域形式风格分析的桎梏，这对于民间美术研究而言具有开创性意义。
我国国土面积大、非遗项目浩如烟海，加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步伐，研究速度远不及民俗传统的衰减速度，以代表性村社为调查对象的调查方法为我们在“普遍研究”和“深入研究”之间取得了平衡。村社如同生命体的细胞，是社会与文化完整存在的最小单元，村社既能呈现较为完整的文化状态，又在地理范围和文化背景上具有现实可操作性。因此，选择有代表性的村社对某一非遗类型进行深入调研，既可以完整记录非遗在村社生活中的存在方式，又能够洞察非遗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这样的调查与记录，如同《村寨里的纸文明》中的每个民族一样，都是一件宝贵的“非遗标本”。
土族“梆梆会”仪式剪纸
“活态文化强调以生活事实调查为主体”，作者对生活事实的尊重即是对民间文化的尊重，也是对文化主体的尊重。民间文化在现代化浪潮中演变，此时此刻，民间的活态文化更需要被尊重、被调研。书中的传承人不是获得国家、省、市、县“传承人”称号的剪纸艺人，是毕生没有离开过村寨的拉祜族头人，是到寺庙里虔诚祈祷的傣族信众，是传承祖母手艺、赶场卖（剪）花的苗族妇女，是终日与麋鹿和森林相伴的鄂伦春牧民……这些不知“非遗”是何、隐匿在村社中的“传承人”制作的一张张淳朴真诚的剪纸，记录了传统剪纸在少数民族乡村存在的真实状态，为我们思考非遗传承的内驱力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更为我们书写了一个活态的、真实的非遗中国。
从方法上看，以村社为调查单位的活态研究方法是民俗学、人类学所擅长使用的田野调查方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渗透，从学科传统上看则源于中央美术学院到民间采风的学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鲁艺的革命艺术家积极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容，通过与工农兵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他们的生活及艺术，深入陕甘宁、晋察冀地区乡村搜集民间艺术元素，将剪纸、年画应用到文艺创作中。八十年代，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师生沿黄河流域进行民间美术考察，并邀请民间剪纸艺人走进学校为大学生传授民间美术技艺、讲述民间文化。今天，作者与他的学生团队延续前辈与乡村紧密关联的学科传统，心怀对乡村的敬畏不同民族的非遗传统，不计回报地往返于学院与少数民族村寨，四代人扎根乡土大地、尊重民间文化的学术传统为今天非遗基础田野调查展示了谦卑恭谨的态度典范。
《村寨里的纸文明》的价值延伸
1. “纸文明”视野下的文化物种价值
“从 2000 年前汉代造纸术的发明与传播，到发现的近1500年的古代生活中使用的剪纸遗物，中国在纸的文明领域为世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的造纸术与剪纸都影响了世界。”《村寨里的纸文明》的研究对象是剪纸，但将剪纸置于“纸文明”的物质文化背景下。作者在“绪论”中从考古、文献角度梳理了剪纸的起源，修正了视“剪桐封弟”和“汉武帝思亡妃”为剪纸起源的宽泛起点。作者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以西北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剪纸实物，工具（剪刀）、材料（纸）的发明与传播为佐证，将剪纸的起源时间限定在魏晋时期，并将剪纸起源的地理空间限定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沿线。这一发现不仅证实了“中国是世界剪纸的原乡与发源地”，也为中国纸文明增添了一个新的研究语境。
《村寨里的纸文明》从历史看向今天，历史维度用文献和考古证实，当下内容则全部来自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资料，这些信息是记录非遗、研究非遗的重要资料。自1994年，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1年的51.27%，与之而来的是乡村数量的急剧下降，从2000年到2010年，古村落消失了约90万个。即便是在城镇化大潮中留存下来的自然村，也面临着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的问题。2005年，农村流动人口数量为1.4亿，占总人口的11%，十年以后的2015年，我国的农民工人口数量为2.7亿，6亿的乡村人口近一半都在城镇谋生。乡村“过疏化”和“空心化”带来乡村人口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等方方面面的变动，这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改变，非遗自身存在状况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从2001年剪纸申遗至“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结题的15年时间里，作者敏感地把握住“民间美术”向“非遗”的过渡，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之际抢救性地开展田野调查，大量的田野图片和活态文化调查记录成为过往不复的珍惜史料。
全书按照调查地点所处地域划分为八个卷本。每一民族在内容上分为村社概况、剪纸调查、村社小结三部分。“村社概况”主要介绍调查村社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剪纸调查”按照类型、纹样、技艺、传承，记录与剪纸相关的节日、仪式、群体组织等信息；“村社小结”有作者对剪纸传承与保护问题的思考，也有作者对剪纸背后所依存的社会学、艺术学方面的思考。以图书第一卷拉祜族剪纸调查为例，编者将拉祜族龙竹棚村寨现存的剪纸传统置于原始信仰与大乘佛教影响的双重文化背景中展示拉祜族剪纸的形态、文化内涵与使用方法，呈现日常与节日两种时间状态下剪纸的存在状态。在对剪纸传承的调查上，纵向抓住 “文化大革命”这一时间节点，通过口述调查追寻剪纸复兴的经过；横向以相邻的南段村为比较对象不同民族的非遗传统，对比思考龙竹棚老寨剪纸得以良好传承的内驱力。29个民族调查内容的具体性个个如此且各有视角，其中价值不言而喻。
截止至2016年，我国有3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作为文化遗产大国，对非遗项目的分布、功能、现状进行调查是开展非遗保护与研究工作的基础。《村寨里的纸文明》是对中国剪纸“摸清家底式”的普查，获取资料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剪纸的抢救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书中的村庄、习俗、传承人、剪纸可能会流变甚至消亡，《村寨里的纸文明》将成为一部少数民族剪纸的一部文化字典，以供查阅、研究。
2. 中国剪纸艺术文化研究的拓展
乔晓光的剪纸研究建立在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之上，又不囿于艺术学领域。此书既从艺术学的角度观照剪纸艺术本体，对剪纸的分类、传承谱系、传承主体进行具体性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又融合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文化角度揭示剪纸的艺术特征和社会功能，这一方法将剪纸研究推向多学科的交叉点上。在研究内容上，《村寨里的纸文明》不是以汉族为主位的研究，也不是对单一少数民族的研究，而是站立在纸文明的高度对多民族共享的剪纸传统进行的普遍调查。无论方法上还是内容上，都为后续的衍生研究提供了极大延展性。图书付梓，作者仍在对少数民族剪纸传统进行补充调查，在民间美术研究中、在非遗研究中，有太多未知的土地等待我们去追寻、探索。不过，田野调查的资料收集只是研究的基础层面，只是剪纸研究的开始，作者对后续研究做出的规划展示出作者将在剪纸领域进行深入研究的勃勃雄心：
把中国剪纸作为具有多民族代表性的文化物种进行可持续的基础研究，希望通过中国剪纸的基础个案研究去开拓成熟民间美术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中国剪纸艺术学’的理论基础。
《村寨里的纸文明》的调查区域涉及15个省级行政区域，作者按照地理区划和民族文化特征将这29个少数民族的调查报告划分为八个卷本，例如，位于民族迁徙流动通道——“藏彝走廊”的藏族、彝族、羌族并入第二卷；同属稻作文化区域的苗族、仡佬族、布依族归并为第三卷；游牧于北部边关、在戍边征战中频频交流的蒙古族、达斡尔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锡伯族纳入第八卷……这种划分代表了作者想要透过剪纸触摸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深入反思，表达了作者对即将展开的剪纸文化研究的一种学术立场。
书中呈现的大量图片和田野记录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以剪纸这一艺术类型进行民族间文化比较的可能性。位处东北的满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剪纸使用的材料不囿于纸材，剪纸风格粗犷，只表现事物外形，不做细节刻画；同处南传上座部佛教信仰圈的傣族、布朗族剪纸在形态和使用方法上有极大相似；云南的彝族、贵州的布依族在地理位置上接近，拥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剪纸纹样相似但又各具特色；肃南的白马藏族、川北的嘉绒藏族为藏族两个分支，剪纸的形态和使用方法却截然不同；毛南族、仡佬族、土家族在与汉族的杂居中，仪式剪纸与周边汉族相似……同一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比较、不同区域内同一民族内部的文化比较、地理区域的剪纸传播、多民族剪纸传统间的融合与坚守等等，这些问题呈现出的不仅仅是剪纸的遗产价值，更是剪纸背后存在的文化价值。这些将在我们不断的追问中寻找答案，而我们也会在《村寨里的纸文明》中找到答案。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苏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讲师、中央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从事民间美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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