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蒋旭栋在《日本学刊》2023年第3期发表《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全文约2.6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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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旭栋认为,数据安全已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个新议题,也是中日博弈的一个新领域。在数据安全领域的中日互动中,日本认为中国的数据安全制度“威胁”其经济安全。2021年爆发的日本通信软件LINE数据漏洞事件与腾讯投资乐天所引发的美日联合监管事件,都暴露出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怀疑与担忧。从理论上讲,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超越了传统的国际政治心理学或者理性主义的解释范畴。大数据应用对国家政治生态的冲击,将给一国的总体安全带来新的挑战。日本以数据安全威胁为借口,采取歧视性举措、干预中国企业赴日投资等行为,对中日两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合作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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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

近年来,中国数据安全制度日趋完善,但在日本部分保守派人士的鼓噪下,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数据安全制度建设的“威胁”认知不断加深、愈发偏激,不仅严重破坏了中日互信,而且无助于两国正常的经贸交往,更有悖于两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合作需求。

1.威胁分层

从威胁分层的角度出发,日本对来自中国的数据安全“威胁”认知的分级分类大致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是在“威胁”程度上,日本认为中国对其数据安全的“威胁”低于俄罗斯和朝鲜等国家;二是在“威胁”类型上,日本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尤其担心中国会“窃取”其关键技术数据来加速产业升级步伐,而非直接对其国家安全造成影响。

2.威胁泛化

第一,过度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简称《国家情报法》)所规定的公民义务。第二,过度解读中国的《出口管制法》,认为这将限制日本在华科技投入与企业的日常管理。第三,认为中国政府的数据安全制度建设是在推行所谓的“数字威权主义”。

3.威胁通胀

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不信任,刻意在产业界渲染“威胁”,影响了中日企业的正常交往。第一,认为中国的数据本地化政策限制了贸易自由化。第二,认为中国的数据法律体系中依然存在诸多专业术语定义不清晰、范围不明确、评价标准不透明等问题,或有针对日资企业随意执法、“定点打击”的可能。第三,认为中国可能利用数据安全制度要求在华日企提交关键技术数据。

(二)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威胁”认知的成因

1.认知塑造:美国利用不平等关系影响日本观念

从政策演进看,日本接受美国的“数据自由流动”概念,并形成了自己的规则体系,其数据安全制度经历了自下而上、从民间到政府“塑造共识”“订立规则”的过程。正如美日同盟在军事安全上的绑定一样,当日本在数据治理领域全面吸收“美国模式”,并将自身的数据制度与美国绑定之后,实质上就形成了“美日数据制度同盟”。在这一体制下,日本对中国数据治理的认知必将“美国化”,即美国将中国的制度视作美国数据治理模式的威胁,日本势必亦步亦趋,也将中国视作威胁。

2.身份固化: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政治后果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看,数据自由流动已成为日本“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一部分,而且体现了日本在全球数据治理中的“身份定位”——美国的数据盟友。除了美国这一“外力”因素的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发展模式来看,接纳数据自由流动这一概念本身也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必然结果。日本倡导美式数据治理模式,是继承了冷战后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成果。倘若日本否定数据自由流动,也就等于否定了日本30多年来的改革成就,否定了自民党30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这对日本政治精英而言是难以接受的。所以,日本刻意将中国的数据治理模式塑造成“威胁”,正是因为其认为这种“威胁”不仅会妨碍日本的经济发展,还会“威胁”到日本的政治共识。

3.国家能力变化:中日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放大了日本恐惧心理

近年来中日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对华好感度持续降低,成为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形成“威胁”认知的大环境。中日产业结构与相互依赖的改变,加之中日两国的数据产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进一步放大了日本对华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认知。此外,受财力所限,日本数字经济产业长期陷于投资不足的困境,日本的信息化投资很多被用于更换生产设备而非开拓新的生产领域日本亚马逊 中国,资本开拓的动能不足压缩了利润空间,无法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进而形成恶性循环。这就使得日本在数字设备领域更加依赖美国的资源,更加倾向于依附美国的产业体系来实现对中国的反超,也更有动力去帮助美国渲染中国的数据安全制度的“威胁”,联手美国排斥中国的数字设备与标准。

(三)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威胁”认知产生的影响

1.LINE数据漏洞事件

2021年3月,日本通信软件LINE被爆出其在中国的分公司有查看日本用户数据的权限,可能造成日本用户数据外泄至中国。消息一出,舆论哗然。日本政府随即要求各部门及地方政府启动调查程序并停止了部分基于LINE的公共服务。随着事件发酵,LINE“数据漏洞事件”由技术问题演变为政治事件。

回溯整个事件的发展,可以明显看出,这是一起因“威胁”认知而针对中国子公司的“选择性调查”。尽管日本以重视数据安全为由,限制企业与中国的数据合作,但在政府层面却将部分政务数据的云服务外包给了美国亚马逊AWS。对比日本对中国与美国数据安全的不同待遇,其双重标准显露无遗。同时,LINE合规机制的调整,必将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中小企业会进一步模仿大企业的做法;而且,监管部门也会以LINE为标杆衡量其他企业的数据合规现状,甚至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

2.腾讯投资乐天事件

2021年3月,中国腾讯公司宣布向日本乐天株式会社投资,拟加强在数字娱乐和电商领域的战略合作,腾讯出资657亿日元,占比为3.65%,成为乐天的重要股东之一。4月21日,美日两国政府确定了针对这一投资案的联合监管方针,监管的具体内容包括腾讯对乐天管理层的影响、对乐天企业运营的干预力度、腾讯是否有权限触碰乐天的用户数据以及乐天的数据安全管理等,美日双方拟定期召集乐天的管理层举行听证会,以便及时掌握腾讯投资后的动向。日本接受美国强硬地联合监管要求,暴露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日本对中国数字资本实施歧视性审查。日本经济安全观变得愈加保守,愈发倾向于以全过程、严标准的监管举措来审视中国资本。第二,日本国内反垄断力度不断加大形成挤出效应。第三,日本更加积极配合美国对华遏制。

3.对中日数字经济合作的影响

在LINE事件中,受威胁泛化的影响,日本对中国数据安全制度的整体“威胁”认知诱使其直接加强对企业内部数据的监管与干预。LINE这类标志性企业受到指摘而变革其数据管理制度会产生很强的“寒蝉效应”,进而让许多日本企业在与中方合作时,会特别顾虑其数据交互活动是否会被日本监管机构“盯上”而引来“无妄之灾”。在腾讯投资乐天事件中,可以看到威胁通胀是如何影响日本对华投资政策的。在数据安全制度威胁通胀的影响下,日本不仅歧视性地看待中国的某些企业与个人日本亚马逊 中国,而且把中国资本视为“威胁”,为了阻止中国投资而收紧外资审查程序, 特别是涉及数据、关键基础设施、新兴技术等领域成为审查程序关注的重点。

数据治理的核心在于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尤其在日本加速数字化转型的今天,将中国塑造成“威胁”,既不可能遏制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也无助于日本获得真正的战略自主,特别是政治理由本身并不能克服经济规律。所以,中日应摒弃地缘政治的桎梏,从发展的角度看待彼此的数据安全制度。岸田文雄政府推动的行政数字化改革、“数字田园都市构想”等数字转型课题应成为中日合作的“新窗口”,并借助合作共赢扭转日本对华不断恶化的“威胁”认知,进而让两国在全球数据治理中成为伙伴而非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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